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戊某没有参与甲某走私毒品犯罪的预谋及实施具体走私毒品行为，仅帮助其丈夫甲某提供提取CBD的学术资料和帮助收取包裹，系人之常情且其主观上对于接收大麻是基于作为科研样品的工业大麻的错误认知；戊某丈夫甲某走私大麻的目的不是为了贩卖或吸食，而是为了改进提取设备及工艺，以申请专利，且该工艺研究有利于社会发展；戊某接收该包裹时，该包裹已经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下，不可能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已经很小；戊某被抓获后不仅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未掌握的案件情况，并对侦查活动给予了协助，主观恶性小；戊某工作业绩显著，获得众多发明专利、奖项等，可见其人身危险性很小，社会危害性不大。从戊某行为的方法、手段、时间、地点、一贯表现、目的、动机等综合来看，戊某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性不大。故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判决被告人戊某无罪。

      此案后进入抗诉程序。某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撤回抗诉。

办案体会：

1、毒品案件但书条款出罪的适用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既规定了犯罪的概念，又规定了刑法中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作为但书条款。但但书条款的体系定位以及与犯罪构成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以来争议不断的话题。有的学者认为，但书条款可以直接作为出罪的根据，在对犯罪构成进行判断之后予以运用。但张明楷、周光权等学者则认为但书条款不是宣告无罪的具体标准，在行为符合成立犯罪构成的条件下，又根据但书条款排除其犯罪性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弱化了犯罪成立条件的功能，可能冲击罪刑法定原则。根据刑法的功能与原则，若能理顺但书条款与犯罪构成之间的关系，协调入罪与出罪的标准，并合理的进行阐明，才能真正体现刑法功能与原则的应有之义。

       本案中，承办法官与辩护律师既没有机械地生搬硬套分则条文，也没有简单引用但书条款作为出罪的依据，而是在通过分析被告人的具体行为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以“情节显著轻微”为基本刻度，“危害不大”作为行为可罚性宏观评价，增加对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分析，在坚定罪刑法定的立场上，实现了法、理、情三者的统一。

2、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的举证

       刑事案件不同于民事案件，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收集等方面均异于民事案件。从立法的原意来看，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但从辩护人的责任来看，辩护人负有非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该种非严格意义上的举证，相对于诉讼当事人而言，其收集、调取证据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其收集的程序亦面临着较多的困难与风险，甚至所调取的证据由于三性问题备受质疑而不被采纳。即使这样，在刑事辩护中，我们不仅要注重对控方举证的质证或抗辩，也要注意积极提供与被告人的相关线索或证据，以对推定事实的反驳与抗辩或对现有证据体系提出合理怀疑，甚至增强对被告人形象的刻画。

      本案中，辩护律师通过提交有关被告人的品德证据，利用旁证加强承办法官对被告人的主观认知、人身危险性的内心确信，在法官对被告人作出全面而真实的评价方面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3、毒品案件中辩护律师的质证

      案件处理中，面对数量较多、取证环境复杂、涉及问题专业的证据，辩护人进行了逐一核对分析研判，查阅节约了大量资料，并组织了两次案情论证讨论，请教了有关部门的专业人士，针对证据存在的问题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庭前会议和庭审中，辩护律师就毒品的检验仪器、检验方法、比对数据，以及物证大麻的扣押、取样、称重、封存等分别发表了质证意见。通过多次毒品案件的办理，能够极大地增加辩护律师办理专业案件的技能和素养，并努力促成法律共同体的共同认知！